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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公司为了提高效率、精简流程或扁平化管理等，会通过公司章程等将部分权力下放，但缺少监督机制，有了“集中”但少了“民主”，公司变“一言堂”。究其原因，主要是董事、高管等传统地认为，公司的运营事项只要董事长等“一把手”同意即可，其他人不可能有意见，也不敢提异议，有意见也不重要，尤其是大股东控制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情况，用生产经营会等替代董事会决策，忽视公司章程对决策的规定，甚至以此谋取私利。鉴于此，董事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等于违反勤勉义务？董事以生产专题会代替董事会的决策是否均无效？董事从来没见过公司章程是否可以减轻责任？本文将结合新、旧《公司法》规定及一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的（2020）闽民申4755号案例（下称“本案”）进行分析。

我国现行《公司法》实行的是公司注册资本的完全认缴制。认缴并不意味着“认而不缴”，认缴的出资额也并非一串简单的数字而是实在的法律责任。但是，实务中出现了大量“认而不缴”“缴而不全”“随意认缴”等现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新《公司法》规定了限期认缴制。为了保证限期认缴制度的顺利实施，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比较系统地规定了催缴失权制度。这是新设的规定，新《公司法》之前，包括现行公司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直接明确对规定催缴失权制度。

我国第一部《商标法》于1983年3月1日起施行，至今经过四次重大的修订，现行的为201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商标法》（以下未作特别注明《商标法》均指的是现行的《商标法》）。作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商标法》在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中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务中，任然存在行政、司法部门对于部分法条的掌握尺寸不同，造成相关公众对于相关法条的理解出现偏差，也导致出现了同类案件不同判的现象。本文将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来进行分析。

招投标监管机关基于串通投标案件的隐蔽特性及办案经验，对涉案事实形成的内心确信并就此作出的处罚决定，虽陈述了其考量的理由和依据，但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及关联案件查明的事实，其认定某自然人个人为涉案公司串通投标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并予以处罚，事实证据尚显不足，理由尚不充分。